跨性別女性主義宣言
作者：小山惠美 (Emi Koyama)
翻譯：Cory
校對：許顓頊
本文
二十世紀後半葉，多種多樣的女性群體參與了美國的女性主義運動，使其變得前所未有的壯大。當一群以前在主流女性主義運動中被邊緣化的女性不再沉默，而是要求在女性主義運動中擁有TA們應得的一席之地時，TA們起先被指責用無關緊要的小事來分裂女性主義，但最終被接受並納為女性主義思想中寶貴的一部分。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多元性是我們的優勢而非弱點。任何暫時的分裂或對立，都不會嚴重到足以抹煞包容性聯盟政治（inclusive coalition politics）的根本價值。
每當某個曾被噤聲的女性群體開始發聲，其他女性主義者就不得不重新思考TA們代表的是誰，以及TA們主張的是什麼。雖然這個過程有時會使我們痛苦地覺察到自己身為女性主義者的偏見以及內化了的壓迫，但它會拓寬我們的視角，壯大我們的隊伍，最終使運動獲益。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宣告跨性別女性公開參與女性主義革命的時機已經到來，進一步擴大了運動的範圍。
“跨（性別）”（trans）常常被用作一個寬泛的術語，囊括了許多違反性別規範的行為，這些行為涉及到一個人在出生時被指派（assigned）的生理性別與TA的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性別表達（gender expression）之間的某種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然而，在這份宣言裡，“跨性別女性”一詞指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我認同為女性、自我呈現為女性、或作為女性生活的人，儘管這不符合TA們出生時被指派的生理性別。同樣地，“跨性別男性”被用來描述那些自我認同為男性、自我呈現為男性、或作為男性生活的人，儘管TA們在出生時不被視為男性。雖然這個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將許多不符合男/女二分法的跨性別者或其他的跨性別者排除在外，但我們希望TA們能看到我們共同面對的議題之間有足夠多的相似之處，並發現我們的分析對TA們自己的抗爭也有一定的幫助。
跨性別女性主義主要是由跨性別女性發起、為跨性別女性服務的運動，TA們認為自己的解放與所有女性（以及更多人）的解放有著內在的聯繫。跨性別女性主義也包含其他酷兒、間性人（intersex people）、跨性別男性、非跨性別女性、非跨性別男性，以及其他同情跨性別女性的需求、認為自己與跨性別女性的聯盟對自身的解放至關重要的人。從歷史上看，跨性別男性比跨性別女性對女性主義的貢獻更大。我們認為，當務之急是讓更多的跨性別女性開始與其他人一同參加女性主義運動，以實現我們的解放。
跨性別女性主義不是要取代現有的女性主義組織。相反，它通過我們自身的解放以及與所有其他組織的協作來擴展和推進整個女性主義。它支持跨性別女性和非跨性別女性，並呼籲非跨性別女性也去支持跨性別女性。跨性別女性主義體現了來自不同背景的女性相互支持的女性主義聯盟政治，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彼此支持，就沒有人會這樣做。
跨性別女性主義的主要原則很簡單。第一，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權定義自己的身份，並期望社會尊重這種身份。這也包括有權表達自己的性別而不必擔心遭受歧視或暴力。第二，我們認為，只有我們才有權做出關於我們自己身體的決定，任何政治、醫學或宗教權威都不得強行侵犯我們身體的完整性，也不得阻礙我們決定對自己的身體做什麼。
然而，沒有人能夠完全擺脫制度化的性別體系（institutionalized gender system）的現有社會文化機制。當我們就自己的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做出任何決定時，我們無法逃避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是在父權制二元性別體系的背景下做出決定的。尤其是跨性別女性被鼓勵、有時甚至被迫接受女性氣質（femininity）的傳統定義，才能被醫學界接受和正名——醫學界自認為有權裁斷誰是真正的“女人”而誰不是。跨性別女性往往不得不展示性別刻板印象來“證明”自己的女性身份（womanhood），才有資格接受激素和手術干預，才能被承認為女性。這種做法對跨性別女性和非跨性別女性都是一種壓迫，因為它否定了每一位女性的獨特性。
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任何人都不該為了成為“真正”的女性或“真正”的男性而被迫做出或放棄關於自己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的個人決定。我們還認為，任何人都不該為了成為“真正”的女性主義者而被迫做出或放棄這些個人決定。
作為跨性別女性，我們知道我們的安全往往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冒充”（pass）成“正常”女性；作為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我們必須不斷地在我們的女性主義原則與我們對安全與舒適的需求之間作出折衷。跨性別女性主義要求女性（包括跨性別女性）去審視我們如何內化了異性戀至上主義（heterosexist）和父權制的性別律令，以及我們的行為會帶來哪些深遠的後果；同時，我們明確提出，女性主義者沒有責任去消除自身與父權制所定義的女性氣質的一切相似之處。不該指責女性因個人決定而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即使這些決定看似遵循了特定的性別角色。這種純潔性測試（purity test）對女性是一種褫奪，因為它否定了我們的能動性，而且只會疏遠大多數女性（無論是不是跨性別），使其不願參與女性主義運動。
跨性別女性主義相信，有多少女性就有多少種做女性的方式，我們應該自由地做出自己的決定而無需感到愧疚。為此，跨性別女性主義對抗那些阻礙或限制我們個體選擇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同時拒絕去指責每位女性做出的個人決定。不必要求女性唯有放棄個人選擇的自由才能被看作真正的女性主義者——而且這種要求其實是一種壓迫——因為這種觀點無非是把刻板的父權制理想女性形象，替換成了一種稍加改造、但同樣刻板的女性主義理想女性形象罷了。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應當營造一種尊重女性個體選擇的環境，也應當審視並挑戰那些限製女性選擇範圍的製度。
一些女性主義者——尤其是激進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radical lesbian feminists）——指責跨性別女性和男性受益於男性特權。TA們認為，男跨女的跨性別者是作為男孩被社會化的，因此被賦予了男性特權；另一方面，女跨男的跨性別者被描繪成拋棄自己的姐妹、可悲地謀求男性特權的叛徒。跨性別女性主義必須對這種批評作出回應，因為這種批評在一些女性主義的圈子裡被用來為歧視跨性別女性和男性的行為進行辯護。
面對這樣的論點，跨性別女性最初的自然反應是去否認自己在生活中曾擁有過任何男性特權。很容易理解TA們為何會認為生來是男性更像是一種負擔而非特權：TA們中的許多人厭惡自己擁有男性的身體，厭惡在成長過程中被當作男孩對待。TA們記得自己被迫表現得強硬、陽剛時感到多麼不適。許多跨性別女性經歷過其他男孩的霸凌和嘲諷，因為TA們作為男孩舉止並不恰當。TA們曾被迫感到羞恥，往往患有抑鬱症。即使是成年後，TA們也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這將危及TA們的就業、家庭關係、朋友關係和人身安全。
然而，作為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我們必須抵抗這種簡單化的反應。雖然男性特權對一些男性的影響確實比其他男性大得多，但很難想像出生時是男性的跨性別女性從未從中受益。大多數跨性別女性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冒充”過男性（儘管是“娘娘腔”的男性），因此在教育和就業等方面得到過優待，無論TA們喜不喜歡被看作男性。TA們被教導要堅定和自信，而且一些跨性別女性在性別過渡（transitioning）後依然保留了這些“男性化”的特徵，這往往對TA們有利。
我們往往把我們作為性別越界者（gender-deviant）所經歷的壓迫，等同於我們不曾有過男性特權。與其斷言自己從未受益於男性至上主義（male supremacy），我們應當主張我們的經歷代表了男性特權地位與跨性別弱勢地位之間的動態交互。
當一個人的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上的傾向符合其被指派的生理性別時，TA擁有作為非跨性別者（non-trans）的特權。像其他特權一樣，這種特權對擁有它的人來說是不可見的。而且就像其他特權一樣，沒有這種特權的人可以直觀感受到這種特權的缺失為TA們帶來了多大的痛苦。一個跨性別女性可能會獲得有限的男性特權，這取決於TA多早進行性別過渡，以及TA多大程度上作為女性生活；但與此同時，TA也會因為自己是跨性別者而承受情感、社會、經濟上的巨大劣勢。認為跨性別女性天生就比其他女性更有特權，就像聲稱男同性戀伴侶比異性戀伴侶更有特權——因為男同性戀伴侶雙方都擁有男性特權——一樣無知。
當跨性別女性試圖進入“女性空間”時，往往會引起矛盾，因為這些空間被認為是父權制的避風港。這些“女性空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的早期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其成員主要是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她們將性別歧視看作最根本的社會不平等，而基本忽略了自己正在參與種族主義、階級主義等其他壓迫的延續。她們假定性別歧視遠比任何其他社會因素對女性生活的影響更大，並由此認為她們經歷的性別歧視對所有女性——指的是所有的非跨性別女性——來說都是普遍的，無論屬於哪個族裔、階級等。晚近對1970年代激進女性主義的批判指出，她們對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輕易忽視，實際上使她們作為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享有特權。
理解了這一點後，跨性別女性主義者不該以否認的態度來回應男性特權的指控。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跨性別女性可能曾經從男性特權中獲益——當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獲益更多——正如我們中的白人應當直面白人特權帶給我們的利益。跨性別女性主義相信，尊重我們之間的差異與共性是很重要的，因為女性來自各式各樣的背景。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正視我們自己的特權，並期望非跨性別女性也能承認自己作為非跨性別者的特權。
通過承認和直面我們的特權，跨性別女性期望與其他女性群體結成聯盟，這些女性群體歷來被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標準所忽視，並被看作“不淑女”（unladylike）的人。當我們僅僅因為做自己就被稱為離經叛道、遭到攻擊時，迴避特權問題也無濟於事。
第二波女性主義普及了一個觀點：一個人的社會性別不同於其生理性別，而且是由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然而它基本上依然沒有去質疑“存在真正的生理（生物）性別這種東西”的信念。把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區分開來，是一種用來打破強制性性別角色的有力修辭，但這種區分導致女性主義者只問到了問題的一半，而迴避了男女性別本質的自然性（the naturalness of essential female and male sexes）這一問題。
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都是社會構建的；此外，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區分是為了方便而人為劃定的。儘管事實證明，作為社會建構的社會性別概念是一種有力的工具，可以用來拆解對女性能力的成見，但這一概念給人們留出了空間去為某些歧視性的政策或結構辯護，宣稱這些政策或結構具有生物學上的基礎。這一概念也無法處理跨性別者的現實經歷，這些人覺得生理性別比TA們內在的自我感覺更不自然，也更能被改變。
生理性別的社會建構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觀察，而是許多間性人所經歷的生理現實。由於社會沒有準備好去接受那些在解剖學特徵上不完全符合男性或女性的人，這些人通常會被醫療專家截去某些身體部位（mutilated），並被引導按照TA們（往往是在出生時）被指派的生理性別而生活。間性人通常沒有機會自行決定想要怎樣生活，以及是否需要手術或激素來進行“矯正”。令許多間性人深感恐懼的是，TA們對如此重大的人生決定沒有發言權，無論TA們的性別認同是否恰好符合自己被指派的生理性別。我們相信，對間性兒童進行生殖器切割在根本上是一種虐待，因為這種做法未經適當的同意，便不必要地侵犯了TA們身體的完整性。問題甚至不在於一個人被指派的生理性別是否符合TA的性別認同，而在於間性人能否真正選擇自己的身體要遭遇什麼。
跨性別者不滿那些根據簡單化的醫學標準、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指派給TA們的生理性別（sex）。跨性別者是多種多樣的：有些人自我認同為醫療權威（無論是否通過醫療手段）指派給TA們的生理性別之外的另一種性別，並作為其中一員生活；另一些人並不自我認同為兩性之中的一種，又或者同時自我認同為兩種性別。跨性別的解放，就是要從醫學、宗教和政治權威的手中奪回自我定義的權利。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任何指派性別的方式都是社會和政治建構的，並倡導一種社會安排，讓人們可以自由地指派自己的性別（或無性別）。
當跨性別者開始在政治上進行組織，很容易採取一種本質主義的性別認同觀。大眾媒體所普及的陳詞濫調是，跨性別者是“被困在男性身體裡的女性”或“被困在女性身體裡的男性”。這種策略的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如果我們能讓大眾相信我們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無力改變的生物學差錯，那麼TA們就更有可能支持我們。這也往往與我們的自我感覺相吻合，而這種感覺對我們來說是極為深刻而根本的。然而，作為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我們要抵抗這種誘惑，因為我們警惕其隱含的意義。
跨性別者經常被描述為那些生理性別不符合其心靈或靈魂性別的人。這種解釋在直覺上可能有道理，但對跨性別女性主義來說卻很有問題。如果說一個人擁有女性的心靈或靈魂，那就意味著存在男性的心靈和女性的心靈，二者可以被辨識為兩種不同的東西。這種看法又可能被用來為歧視女性辯護。聲稱性別認同是本質性的，可能與訴諸生物學本質主義（biological essentialism）一樣危險。
跨性別女性主義相信，我們在特定的社會與文化限制下生活與社交，在其中感受到什麼對我們來說是真切、舒適、真誠的，據此構建自己的性別認同。無論是那些性別認同符合其出生時生理性別的人還是跨性別者，都是如此。承認這一點，並不妨礙我們要求得到認可與尊重。跨性別女性主義不以逆向的本質主義來為我們的存在辯護，而是要拆解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自然”吻合的預設。
作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想要聲稱對自己的身體感到舒服、自信和強大。不幸的是，包括跨性別女性在內的許多女性並沒有這種感受。對許多跨性別女性主義者來說，我們對舒適和安全的需求與我們的女性主義政治，在身體形象的問題上直接發生了碰撞。我們中的許多人對自己的外表感到極為不適、羞恥，以至於選擇躲在櫃子裡，或者去忍受電解脫毛、激素治療、手術干預來改造我們的身體，使其符合我們作為女性的身份認同。這些程序昂貴、痛苦、耗時，可能導致永久喪失生育能力，而且伴有其他嚴重的並發症，比如增加患癌風險。
為什麼會有人選擇這種似乎慘無人道的做法？儘管我們或許願意相信，使我們的身體符合我們的性別認同，是一種發自內心或必不可少的需求，但坦白地說，我們不能忽略促成我們做出個人決定的社會和政治因素。
其中一個因素是社會在強制推行二元的性別角色。由於我們的身份認同是在我們生來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建構的，可以說一個人的性別認同和生理性別之間的不連續性之所以成為問題，只因社會正在積極維繫著二元的性別體系。如果一個人的性別在社會中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因素，那麼跨性別者改造自己的身體以適應性別二分法的需要很可能會大大減少，儘管未必會完全消失。
然而，這個道理不該被用來阻止跨性別者做出關於自己身體的決定。跨性別女性極易遭受暴力、虐待和歧視，不該讓TA們因為追求安全與舒適（而做出改造身體的決定）感到愧疚。跨性別女性主義要求我們去思考社會和政治因素如何影響我們的決定，但最終要求社會尊重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身體和性別表達做出的任何決定。
反對在制度上強制推行刻板的性別角色，同時也提倡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便感到安全和舒適，二者並不矛盾。互相支持以便建立健康自信的心態，同時接受個體選擇改造自己身體的決定，這也並不矛盾。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挑戰社會對於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的武斷預設，而不陷入教條主義。我們不該被期待去同時拒絕自己生活中每一種壓迫性的因素；這會把我們累垮、逼瘋。我們微小的反叛加在一起，將動搖我們已知的規範性的性別體系。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酷兒行動主義、跨性別女性主義以及其他進步運動，都在攻擊同一個目標——異性戀至上的父權制（heterosexist patriarchy）——的不同部分。
197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者指出，針對女性的暴力不僅僅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而是父權制長期壓制所有女性的系統性效應。跨性別女性主義呼籲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與其他遭受多重壓迫的女性群體一樣，跨性別女性比享有非跨性別特權的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
首先，跨性別女性之所以成為被攻擊的目標，是因為我們作為女性生活。在這個厭女的社會裡做女人是危險的，但有一些因素使我們更容易受到傷害，成為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施害目標。例如，當一個男性侵犯一個跨性別女性——尤其是當他試圖強姦TA時——他可能會發現受害者有或曾經有“男性”的身體結構。這一發現往往導致更暴力的侵犯，恐同、恐跨心理為此火上澆油。跨性別女性在暴露自己是跨性別時經常遭到男性的侵犯。殺害跨性別女性，就像殺害性工作者一樣，很少受到媒體和當局的重視，尤其是當受害者是從事性工作的跨性別女性。
跨性別女性也更容易遭到伴侶的情感和語言虐待，因為TA們往往缺乏自信，而且對自己的身體形象抱有負面態度。施虐者很容易讓跨性別女性自感醜陋、羞恥、無用、瘋狂，因為這些都是整個社會經年累月向跨性別女性傳遞的信息。施虐者通過剝奪女性定義自己身份與經驗的能力（這些經驗本來就很可能是跨性別女性的痛點所在），使自己無需為家暴承擔後果。跨性別女性想離開施虐者難上加難，因為TA們更難找到工作；離婚時如果關係到孩子，施虐的伴侶幾乎肯定能贏得孩子的監護權。
此外，跨性別女性因為是酷兒而成為被攻擊的目標。恐同者在仇恨犯罪時往往不會區分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但跨性別者遠比同性戀者更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往往比後者更顯眼。恐同的恐怖分子在外面獵殺同性戀時不會查看臥室，而是會在獵物身上尋找與TA看上去的生理性別不相符的那些性別化的線索（gendered cues），有效地把目標鎖定為那些顯而易見的性別越界者。每當有一個被殺害的同性戀者登上全國頭條新聞，全國范圍內就有多得多的跨性別者被殺，儘管“出櫃”的同性戀者遠遠多過“出櫃”的跨性別者。
跨性別男性也一直活在被發現的恐懼中，因為TA們所處的社會迫害著那些僭越了自身既定社會角色的男性。對跨性別男性實施犯罪的既有陌生人，也有親近的“朋友”；犯罪動機無疑是恐跨和厭女的結合，表現為對違反性別規範的懲罰，以使犯規者回到“女人的位置”。
由於我們生活在危險之中，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對跨性別者的暴力是我們必須努力解決的最大問題之一。我們可能會因為一些僅限女性參加的活動把我們拒之門外而感到受傷和失望，但針對我們的暴力太久以來真的殺害了我們或迫使我們自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行動起來。
在這個意義上，與傳統的家庭暴力收容所、強姦危機處理中心、預防仇恨犯罪項目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收容所已經決定像接納其他女性一樣接納跨性別女性，而其他收容所則出於各種原因猶豫不決。我們必須發起組織，使現有的機構了解為什麼跨性別女性（如果TA們的家庭狀況使其有必要的話）應該得到社會服務機構的幫助。我們必須強調，針對跨性別女性的暴力的運作機制，與對非跨性別女性的暴力十分相似，只是我們往往更加脆弱。我們還應該倡導為跨性別男性提供服務。
作為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我們不該僅僅要求現有的組織向我們提供服務，而是應該加入它們。我們應該自願協助這些組織開發有效的篩查方法，使其在擴張時有安全保障。我們應該為其他有需要的跨性別女性擔當起危機諮詢師和個案管理者的角色。我們也應該資助這些組織為員工舉辦跨性別專題的工作坊。我們應該為跨性別女性開設防身課程，這些課程以女性主義的女子防身項目為藍本，但要額外關注我們的獨特經歷。我們可能沒有足夠的人手來從零開始建立我們自己的收容所，但我們可以致力於消除對跨性別者的暴力，作為努力消除對女性和性少數暴力的更大聯盟的一部分。
我們還必須面對經濟暴力的議題。跨性別女性往往很貧困，因為作為女性我們的收入比男性少，也因為對跨性別者的就業歧視明目張膽、十分猖獗，還因為性別過渡的價格高得令人望而卻步。這也意味著對跨性別女性施虐的伴侶有更多的籌碼來控制我們，把我們困在虐待性的關係中。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應該在經濟領域以及社會和政治領域同時反抗恐跨和性別歧視。
一般沒有生育能力的跨性別女性居然會對女性的生育權運動感興趣，這似乎很諷刺，但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跨性別女性的解放與女性的選擇權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繫。
首先，社會對跨性別者的污名化，部分原因是我們對自己的生殖器官亂來。非生殖器的整形手術比性別重置手術（sex reassignment surgeries）常見得多，卻不需要長達數月的強制心理治療。整形的人也不會每天在全國播出的垃圾脫口秀節目裡受到嘲笑和鄙視。這種對跨性別者個人選擇的談虎色變，部分原因在於社會對我們生殖器官自決權的禁忌：就像想墮胎的女性一樣，我們的身體已經成為一片開放的領土、一座戰場。
此外，許多跨性別女性服用的激素，與非跨性別女性為節育、緊急避孕、激素替代療法所服用的藥物，在來源和化學成分上都很相似。作為跨性別女性，我們和她們一樣關心這些與雌激素相關的藥品安不安全，貴不貴，能不能買到。跨性別女性和非跨性別女性需要團結起來，反抗那些有意使我們自控身體的手段和信息無處可求、甚至將其非法化的右翼戰術。
當然，生育選擇不僅僅是指獲得墮胎或節育的機會，也指抵制對弱勢女性的強制絕育或墮胎。同樣地，跨性別女性主義也努力爭取拒絕手術和激素干預的權利，包括那些強加給間性人的干預。
在1980年代，女同性戀者被清除出某些生育選擇組織，因為她們被認為與生育選擇權的鬥爭事業無關。但是，選擇權不完全是一個異性戀議題或非跨性別議題，因為它在根本上關係到女性有權決定如何處置自己的身體。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應該加入生育選擇組織，為選擇權舉行示威。一個不尊重女性對於懷孕的決定權的社會，也不太可能尊重我們決定是否通過醫療手段使我們的身體符合性別認同的權利。如果我們害怕不得不從地下渠道獲得激素或出國做性別重置手術，那麼我們應該能夠認同那些害怕回到不安全的地下墮胎手術的女性。
此外，跨性別女性主義需要向女性健康運動（women’s health movement）學習。關於女性特別感興趣的健康議題（如乳腺癌）的研究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正是通過活躍的行動主義和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這些問題才得到了重視。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意識到醫學界在歷史上未能充分正視女性的健康問題，不能指望掌權者重視跨性別女性的健康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參與並擴展女性健康運動的原因。
與女性健康運動的類比，也解決了性別認同的病理化（the pathologization of gender identity）在策略上的兩難。多年來，跨性別群體內部一直在爭論，是否應該要求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去病理化——性別認同障礙是目前某些醫療的先決條件。這一直是一個分歧很大的議題，因為性別認同障礙的病理化使我們中的一些人能夠接受醫療干預，儘管它同時也對我們進行了污名化，否定了我們的能動性。對現代醫學的女性主義批判出現之前，女性的身體被醫療機構中以男性為中心的標準（androcentric standard）認為是“不正常”的，導致了月經、懷孕、更年期等如此普通的女性經驗被病理化；女性健康運動則迫使醫學界承認這些事件是普通的人類經驗的一部分。跨性別女性主義堅持認為，跨性別不是一種疾病或障礙，而是像懷孕一樣是普通人類經驗的巨大光譜的一部分。因此，要求跨性別醫療進一步開放，同時將“性別認同障礙”去病理化，二者並不矛盾。
雖然我們在女性主義社群內外屢屢遭拒，但那些始終是我們最佳盟友的人，也是女性主義者、女同性戀者和其他酷兒。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在智識上爭論誰屬於、誰不屬於“女性”範疇是徒勞的；我們必須立刻行動，建立聯盟。
每一天，我們都會受到騷擾、歧視、侵犯與虐待。無論我們如何學著去“冒充”，當所有女性都會遭到攻擊時，跨性別者在社會中的不可見性並不能保護我們。我們永遠不可能通過遵守社會關於女性應該如何行事的規則而取得勝利；我們和非跨性別女性一樣需要女性主義，甚至可能比她們更需要。跨性別女性主義者對女性主義先驅者留下的傳統感到驕傲，並在我們自己的生命中延續TA們的鬥爭。
跨性別女性主義認為，一個尊重跨性別身份認同的社會是一個公平對待所有性別的人群的社會，因為只有在刻板的性別等級秩序下，我們的存在才會被當成問題。為了我們的生存和尊嚴，我們必須在女性主義中有一席之地，不是以威脅或入侵的方式，而是以友好與協作的方式。一些現有的女性主義機構最初的懷疑和拒絕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因為它們曾一次又一次被自詡“支持女權”的男性所背叛；通過堅持不懈、投身行動，跨性別女性主義才能使女性主義的世界觀更有包容性。